科技英才铸长城

在我军序列中，共有66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总后勤部系统有24位，为全军各大单位之首。

这些科学家们以其特有的大智大勇，不舍昼夜紧追世界军事科技的发展，为我国军事后勤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91年以来，总后所属院校、医院、科研单位，在院士们的领衔下，先后在100多个军理科学研究领域，开展了近2000个高技术课题研究，取得了1806项研究成果，共获国家级成果奖156项，军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1078项。其中860项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120项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还有两项成果分别获得了全国医学界唯一的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和全国药学领域唯一的国家发明一等奖。

——至1998年底，由总后24位知名院士领衔申报的国家“973”、“863”重点攻关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和军队“八五”重点攻关课题等180多项国家和军队重大科研课题，完成率已达到90％。

——经过院士们的大力培养和扶持，总后科技干部队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现总后共有博士生导师500多名，为全军第一，三级以上教授197人，为全军第一；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数1667人，为全军第一。

——院士们的学术贡献，带动了总后一大批学科和研究机构的整体发展。目前，总后系统已有4所院校16个学科，被选为国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院校和学科，并且建立了22个博士后流动站。此外，这些院士绝大部分相继建立了一个居国内领先水平的研究机构，其中解放军总医院心内科专家王士雯领衔的老年医学研究所、第二军医大学肝胆外科学家吴孟超领衔的肝胆外科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

正如历史上的每次科技革命一样，现代高科技也把它长长的触角，伸向了未来战场的每一个角落。为了加速我军后勤现代化装备的研究发展，总后的院士们，一次次向高科技运用研究的前沿发起冲击。

1998年春。笼罩着阴霾和浓雾的中越边境丛林里，一支扫雷部队正在通过一片雷区——野战外科研究的开创人、第三军医大学著名学者王正国院士研制的“FLX—1”型防雷鞋，正在接受扫雷部队的雷区实地检验。

“砰”的一声巨响，扫雷战士脚下的泥土开花了，可战士的身体却安然无恙。1999年3月，王正国等又研究出一批更先进的“S210型”防雷鞋装备部队。这种新型防雷鞋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还引来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订单。

一次次类似的探索和研究，使我军传统的后勤保障模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90年代初，当海湾战争硝烟尚未散尽之时，吴祖泽院士带领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技英才们，为我军研制出了第一台野战医疗救治方舱，建立了第一个野战应急卫勤保障装备系统，并成功地把这一成果提升到世界领先水平。

现代核武器、生物和化学等高技术武器，为现代高技术战争卫勤保障造成噩梦般的威胁。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未来战争中特种武器对部队造成的伤亡，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周廷冲、吴德昌、秦伯益、孙曼霁和第三军医大学程天民、王正国等一批院士，花费了无数心血，潜心研究出了特种武器损伤医学防护研究、辐射急救药箱，高效镇痛新药、神经性毒剂预防药物等一大批领先国际水平的重大科研成果和科技装备，并且相继在国际上率先提出“核武器落下灰危害特点”、“冲击波致伤机理和防治理论”等学科首创理论，把我军在未来核及生物战争的保障救治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真正的科学大家，身上最耀眼的不仅是学术上的光环，还有高尚品质凝成的伟大精神魅力。第三军医大学黎鳌院士，是我国烧伤医学研究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在他极其坎坷的一生中，他始终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钟，夜以继日地探索在神秘的医学殿堂。先后领衔研制完成了全军“六五”、“七五”、“八五”攻关和国家自然基金生命科学部唯一的重大课题研究，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30余项成果，为我国烧伤医学领先于世界水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96年6月，当黎鳌把所获首届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的10万元奖金，再一次全部捐给学校作为人才基金时，人们不禁想起了10年前他将我国医学界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5万奖金全部捐给学校时说的一番话：“我们的路还很长，要攻克的难题还很多，我把这笔奖金捐给学校设立一个基金，以鼓励那些献身烧伤医学事业的中青年科技人才。”

黎鳌的追求和品格，也是总后院士的一个共同写照：王士雯院士断然拒绝美国哈佛大学的高薪挽留，把智慧和才华献给了祖国；我国第一对“夫妻院士”周廷冲、黄翠芬，硬是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回国。

世界著名的耳鼻喉科专家、解放军总医院姜泗长院士的“人梯风格”，就是总后院士群体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1982年，姜泗长向院党委举荐杨伟炎当耳鼻喉科主任时，总医院的科主任还是清一色的老专家。总后干部部给他打电话：“这是否意味着你从学科带头人的位置上退下来了？”

“是的。”姜泗长坦诚地回答。

“可杨伟炎才47岁呀！”

“我做科主任时才35岁，本事还没他大呢。他为什么就做不得？”

以姜泗长的成就和名望，完全可以做一个特殊的“终身权威”。但他想到的却是我军科学事业的未来。为此，当杨伟炎第一次主持听神经瘤切除术时，姜泗长宁愿以一名“助手”的身份陪伴着杨伟炎，从确定和寻找病变到观察病人的血压呼吸，从如何取出肿瘤到如何防止术后并发症，从早晨一直陪到傍晚。人们从这位手术室里的“高级助手”身上，似乎真正领悟到了什么叫做“趴下身子当人梯”的精神。

这些一生与疾病交手、最懂得生命健康的重要的院士们，当疾病降临到自己身上时，他们恰恰缺少平时施于他人的那种“科学”和“善待”。1995年，解放军总医院的卢世壁院士病了，泌尿外科的医生们给他的治疗方案中有一条特别要求：认认真真地休息。可是，卢院士却认认真真地不从。他在病床上听学生的实验汇报，逐字逐句地为学生修改论文，并给进修生讲课，他的著名观点是“不工作的痛苦远远大于疾病的痛苦。”

一位院士就是一道人格的风景线。